邬大光　王廷｜潘懋元：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者和继承者

  摘要：杨贤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在长期革命活动和教育实践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探索，他撰写了《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他引导学生参加革命，形成了“全人生指导”思想，推动了青年全面发展。潘懋元是我国最早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学者之一，其研究经历了杨贤江“革命家”思想和“全人生指导”思想的两个阶段，为继承与弘扬杨贤江教育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贤江精神”影响下，潘懋元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相结合，分析了当时教育活动中的种种矛盾及其症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新境界。

    关键词：潘懋元；杨贤江；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潘懋元为代表的学者对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开展了多方面研究，深化了对杨贤江教育思想丰富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潘懋元是最早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到教育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2024年是潘懋元发表《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一文70周年，此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篇有关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并由此确立潘懋元研究、宣传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学术地位。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潘懋元研究、发展杨贤江教育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角度，尝试梳理潘懋元在研究与继承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以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相关研究。

　　一、潘懋元视角下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贡献分析

　　杨贤江（1895—1931年），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在短暂却光辉的一生中，他不但参加革命斗争，领导青年运动，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一名坚定的战士；而且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工作上，有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功绩。潘懋元（1920—2022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开拓者、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潘懋元始终致力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是我国最早研究、投入精力最多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通过梳理潘懋元研究杨贤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可将杨贤江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方面的贡献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撰写《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面向青年宣传唯物史观

　　杨贤江最重要的两部教育学著作《教育史ABC》与《新教育大纲》分别出版于1929年和1930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所谓“党化教育”政策，作为镇压革命、蒙蔽人民的工具；而帝国主义为奴化和欺骗中国人民，又将教育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当时人们普遍接触的教育理论，是从封建主义的“忠君尊孔”，到实用主义的“经验改造”；从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到国家主义的“军国民教育”；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到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为了驱除笼罩在中国教育界的这些迷雾，在日本避难且身患重疾的杨贤江以笔作为武器，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两部著作。

　　《教育史ABC》通过社会发展形态来阐述教育发展史，是我国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教育史研究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为教育史的研究提出了三个任务：“（甲）教育之意义与目的怎样变迁？（乙）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与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何在？（丙）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教育上之关系何如？”这三个任务，正是教育史的真正的科学任务，也是从教育的发生发展来探讨教育的本质的任务。杨贤江把教育史看成是阶级斗争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的历史，他既叙述统治阶级的教育，也叙述了被统治阶级的教育。通过这两方面的教育及其斗争过程的叙述，深刻地揭露了教育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揭露统治阶级如何把教育变成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工具。《教育史ABC》一书于1929年5月首次出版，到1931年印行第四版，作品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新教育大纲》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教育原理的著作。杨贤江撰写《新教育大纲》是写给有志于社会变革，而希望获得理论斗争武器的革命青年，是有其特定的战斗任务的。在书中，杨贤江引用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的（包括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苏联的）材料，论证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批判了教育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教育万能论等，强调了教育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教育工作必须服从革命的总任务，向当时的教师和学生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新教育大纲》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杨贤江的教育思想，也是他一生的教育思想的全面总结。《新教育大纲》1930年2月出版，同年9月再版，1937年又印刷第3版，也属当时的畅销书。这本书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被列为禁书，但很多青年千方百计地找这本书看，一些进步的学校把它作为教学参考书。在革命根据地，《新教育大纲》同样成为广大师生的主要读物之一。许多进步的教育家，也从这本著作中得到启发。

　　通过学习与研究《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青年潘懋元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武器，解决了长久萦绕在脑海中的思想困惑。1984年，潘懋元在《我的启蒙老师》中深情地描述道，“解放前，我有机会读到一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甚至能接触到个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一些粗浅的常识。但是，我学生时代所学的教育理论却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机会读到像解放后出版的那些马恩论教育的书，更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概括教育的基本理论。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在我头脑中经常发生矛盾。教育的社会本质是什么？职能是什么？教育同革命的关系又是什么？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直到我当助教，可以进入图书馆书库的时候，在积满灰尘的书库角落里翻到了一本李浩吾（杨贤江，笔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翻开书的第一页，我就被吸引住了，在光线微弱的书库里一口气看完了第一节，顿时感到长期不得解决的基本问题豁然开朗了。这本书第一次使我懂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懂得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教育的实质，懂得教育和革命的关系，也认清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新教育大纲》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启蒙课本”。后来，潘懋元又找到了《教育史ABC》。正是《新教育大纲》《教育史ABC》这两本书解决了潘懋元思想上的矛盾，笼罩在其脑海里的层层迷雾才烟消云散。杨贤江作为潘懋元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启蒙老师”，由此开始。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杨贤江的可贵之处不仅限于理论上的阐释与表述，而且表现在他能够结合中国革命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青年，分析青年问题，并积极投身于青年运动，这是其能够成功做好青年指导工作的最根本原因。

　　1921年到1926年，杨贤江在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的时间里，对该杂志进行了彻底改造，使之变为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进步刊物。他在《学生杂志》上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革命著作，引导青年阅读《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并在刊物上组织各种青年问题的讨论会；鼓励青年学习新兴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时事，关心政治；主张学校里应当以“唯物社会观”教育学生，应当开设“社会运动指导”课程，在课程中加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对于当时青年反映的失学、失业以及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杨贤江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造。而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参加革命，革命不是个人力所能及，必须组织起来。与此同时，他从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检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及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引领者。1924年，杨贤江担任当时国民党改组后的上海市党部的青年部长，利用公开身份对青年学生演讲革命的道理，并和郭敬唐等到杭州、宁波等地进行党的组织活动；此外，他曾去上海大学附中兼课；每周一次地来往于上海和上虞之间，兼任上虞春晖中学的教务主任，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和沈雁冰、侯绍裘等同志组织“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亲自参加讲演团，向学生、工人、店员演讲，鼓励青年参加革命。“五卅”运动后，他担任上海学生会会长，继续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杨贤江参加了上海工人起义，同时继续领导着学生运动。

　　杨贤江在当时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做法，深深地影响了潘懋元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认识。据潘懋元回忆，大约在1959年，应人民教育出版社之邀编辑《杨贤江教育文选》，使他有机会开始系统、细致地重读杨贤江的专著、论文、书信等。当他看得越多，钻研得越深，他越感到杨贤江在革命实践和教育理论方面都是杰出的先驱者。潘懋元深有感触地说，“20年代他就那样正确地、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洞察和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的教育问题，辩证地处理了教育与革命的关系，科学而明确地论述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责；他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并且自己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他的革命行动正如他讲革命道理一样，是激动人心的。他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尤其值得我们深思。首先，他对20年代的青年（主要是青年学生）进行深刻的分析，从他们的各种具体情况出发，从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入手，逐步引导他们认识问题的本质，明白革命的道理，树立革命人生观。在他的指引下，许多青年人走向革命的道路。我是30年代的少年，40年代的青年，但杨贤江对于20年代青年的分析，解决20年代青年各种问题的意见，引导20年代青年走革命道路的指针，对我来说同样是感到那样亲切、切实。我叹息说，如果在更早的时候能够读到杨贤江的这些青年指导的论文，也许在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通过系统阅读杨贤江留下来的文字，潘懋元与杨贤江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涤荡灵魂的无声交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的指导，形成并深化了潘懋元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认知。在杨贤江的鼓与呼下，很多有志青年在他所阐发的革命道理指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周予同就指出，“杨贤江不仅在上海有许多青年和他来往，而且他利用《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使许多外埠的青年受他的熏陶”。叶圣陶先生也提到，“青年对他很有信仰，开什么会往往找他去演说”。潘汉年认为，“杨贤江在许多中年人、青年人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夏衍曾回忆道，1948年，一家香港报纸刊登一位读者征求李浩吾著作的启事，夏先生买了一本《新教育大纲》给他寄去，他很是感激，回信说，如果年轻时没有受到这本书的启发，“他是不可能下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的”。

　　（三）提出“全人生指导”思想，推动青年全面发展

　　杨贤江的青年工作除了引导青年参加革命、立志改造社会之外，可以说，就是贯穿着“全人生”的指导思想。“全人生指导”思想是杨贤江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工作和指导青年运动过程中，针对当时青年学生发展的现实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阐释为理论基础，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教育理论的有益成分，主张对青年进行全面的指导。

　　针对当时“畸形、蹩脚、片面的、割裂人生”的旧教育，杨贤江认为，教育应当是全面的，任何片面强调一方面的教育，都是畸形的蹩脚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中国社会改进上适用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必然是全面发展的“完人”；青年学生要成为“完人”，必须进行个人改造。而进行个人改造，首先要回答“人生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即需要确立正确人生观。对此，他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对于全体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因此，正确的人生观，就是为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的无产阶级人生观。而这种正确的人生观，需要通过指导青年学生过“圆满生活”来确立。由此，杨贤江提出“完人”应具备的健康、劳动、公民、文化四大核心素养，并将青年的“圆满生活”概括为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公民的生活、文化的生活四种形式。他还强调“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适用人才”，在学生“全人生的指导”方面责任重大。青年学生能否成为“完人”，教师和校风的作用尤为重要。对此，潘懋元认为，杨贤江通过把青年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整体，在现实社会中统观整个人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统一的价值观，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群育和劳动职业教育，发展他们的知、情、意、行，使之成为一个“完成的人”。因此，杨贤江是从整体性与综合性上去揭示青年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外部关系以及德、智、体、美、劳诸育之间的内部联系，以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观点来研究教育问题的，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潘懋元认为，“全人生指导”教育理论是杨贤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青年，分析青年问题的结果，这不仅体现在他以全面性与整体性看待青年问题，而且还体现在他不是在抽象、静止地看待青年问题，而是根据青年身心发展的特征，去分析青年问题。所以，杨贤江认为青年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问题，要涉及青年人生理上、心理上发展到特定年龄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必须正视青年人的意志、性格、兴趣、情感的特点，求知的欲望，以及生理的需要，要按照青年自身发展的规律，正确引导与妥善处理青年的各种问题。此外，潘懋元还认为，杨贤江“全人生指导”的理论与实践，是受到日本近代教育家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论”所启发。“全人教育论”的大意是，使受教育者在真、善、美、圣、健、富六个方面达到和谐的发展。教育的途径是，以学问教育求真，以道德教育求善，以艺术教育求美，以宗教教育求圣，以身体教育求健，以生活教育求富。杨贤江根据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将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吸收、改造，成为他的“全人生指导”理论并付之实践。更重要的是，杨贤江以“革命的人生观”取代了“全人教育”中的“圣”，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并使其独立于四类生活指导之上，而又贯串于每项生活指导之中，作为“全人生指导”的核心与方向。可以说，这一改造与发展，是无产阶级教育对资产阶级教育以至封建社会教育批判继承的一个典型范例。杨贤江关于“全人生指导”的原则、内容和方法的论述，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对当时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起了积极的影响，使许多学生端正学习与生活的态度，树立革命人生观，引导大批青年树立为民众服务的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

　　杨贤江和潘懋元平生素未谋面，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次偶然机会，潘懋元阅读了当时还属于“禁书”的杨贤江的《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这让正值内心苦闷与烦恼的潘懋元云开见日，思想开始顿悟，两人由此结缘：杨贤江成为潘懋元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启蒙老师，而潘懋元又成为“全人生指导”思想的继承者与弘扬者。

　　二、潘懋元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历程的回溯

　　潘懋元明确指出，“系统地做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工作，在中国当推杨贤江为第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潘懋元又成为系统地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第一人。在长达6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潘懋元发挥了率先引导、持续推进与扶植后进的重大作用，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领军人物。通过对潘懋元有关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大会发言、学术报告、活动讲话稿等的全面梳理和细致分析，可将潘懋元对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研究杨贤江的“革命家”思想阶段（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杨贤江在1923年以后发表的教育理论主要是革命理论，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阶级斗争这方面的理论。加之“文化大革命”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强调的是斗争任务或革命的任务，所以，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潘懋元对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重点在于杨贤江的革命活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对于杨贤江的认识，潘懋元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性到情感的过程。早在20世纪40年代，潘懋元就已经阅读了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教育史ABC》等著作，但此时他还不知道作者李浩吾就是杨贤江。直到1949年8月，他看到《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杨贤江出的纪念专刊，才知道李浩吾原名叫杨贤江。1950年，潘懋元在其所讲授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课程中，把杨贤江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家之一编进讲稿。1951年4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亲自指定，由刚晋升为讲师不久、正在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指导下组建教育学教研组的潘懋元，主讲全校政治大课“新民主主义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部分。潘懋元认为，文化与教育是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文化对教育理念、教育本质、教育目标和内容、教育原则和形式等产生重要影响；教育对文化传播、文化认同、文化价值、文化研究等具有推动作用。只讲文化不讲教育，是不完整的知识传授。于是，他借来了《新教育大纲》《教育史ABC》，并认真阅读杨贤江发表在《学生杂志》和《教育杂志》上的180多篇文章和几百则按语、通信、解答等，开始撰写《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一文。为了查找更多有关杨贤江的资料，潘懋元还专门到宁波慈溪、余姚等地调研，与余姚图书馆馆长姜枝先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且通过其找到了杨贤江的夫人姚韵漪与其子女及当年杨贤江的同事、朋友等，从他们那里找到了许多重要线索与珍贵资料。

　　据潘懋元回忆，从1951年到1953年，撰写《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一文数易其稿，其最初的题目是《我对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的认识——纪念杨贤江逝世二十周年》，后改为《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之探议》，最后于1954年2月，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一文。同年8月9日，他在《光明日报》“教育研究”栏目（第十号）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传播者杨贤江——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二十三周年》一文指出，无论是革命实践还是教育理论，杨贤江都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杰出先驱者。但总体而言，此时的潘懋元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理解是肤浅的，对杨贤江生平的了解也比较有限。对这位老师的认识是抽象的，还不够具体，还缺乏及门弟子的师生感情。之后，随着潘懋元对杨贤江的研究逐步深入，他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启蒙老师”越发热爱和敬仰。1961年4月，正值杨贤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潘懋元抑制不住对杨贤江的认识、敬仰和热爱，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者——杨贤江——杨贤江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一文，这篇长达4万字的纪念文章，从“杨贤江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过程”“《新教育大纲》一书所反映的杨贤江教育思想”“有关评价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几个问题”三方面进行了论述，该文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潘懋元对于杨贤江的思想感情。紧接着于1962年9月，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如何评价杨贤江的教育思想》一文。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懋元暂停了有关杨贤江的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关于《杨贤江教育文选》的出版也被迫搁浅，但是《新教育大纲》按计划重版发行。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有关杨贤江的研究工作也迎来了曙光。1981年8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50周年大会”，潘懋元担任大会主持人之一，并负责主编杨贤江的教育文选。1981年、1982年是潘懋元发表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论著的密集期。1981年8月9日，潘懋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一文。文章全面介绍了杨贤江生平及教育思想发展过程，并特别指出，学习杨贤江的教育著作，主要是要学习其正确的理论。8月15日，他在《人民教育》发表文章《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杨贤江》一文，认为杨贤江对于青年运动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8月29日，他在《中国教育学会通讯》（后改为《中国教育学刊》）上发表《关于杨贤江教育思想若干问题的我见》一文，就杨贤江教育思想几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9月，在《教育研究》上发表《杨贤江的教育思想研究》一文，他从哲学观点和革命理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效能和教师的任务、青年学习与学生运动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杨贤江的教育思想。1982年6月，由潘懋元主编的《杨贤江教育文选》一书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因各种原因中断20余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公布于世。同月，潘懋元为《杨贤江文选——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作序。他指出，这本书集中选编了杨贤江关于青年修养和青年教育工作者的论述文章，对于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思想，对于当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1983年9月，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连同他负责选编的《杨贤江教育文集》于1987年10月均荣获中国教育学会颁发的“中国杨贤江教育基金会荣誉奖”。1985年8月，潘先生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编撰工作，并撰写了13个条目，其中“人物”有3个，即杨贤江、蔡元培、陈嘉庚。

　　综观本阶段潘懋元对杨贤江“革命家思想”的研究，可谓著述颇丰。通过其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探索，杨贤江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光辉形象通过其丰硕的成果越发显得丰富和饱满。

　　（二）研究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

　　潘懋元对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9月5日，“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和“杨贤江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潘懋元被推选为研究会理事长和基金会主任，后来又长期担任该会顾问。1985年8月24日，潘懋元赴浙江余姚主持召开“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第一届年会”。1987年10月27日，他又到天津主持召开“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对杨贤江的青年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潘懋元通过出席这些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社会进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素质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教育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随着国内教育环境的变化，杨贤江教育思想应该重点研究什么，成为摆在潘懋元等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潘懋元通过广泛参加有关杨贤江的纪念会、学术研讨会、故居走访、亲朋访谈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并结合当时风云变幻的国内国际形势，将他的研究重点适时进行调整，开始转向研究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的理论与方法，希望藉此宝贵的教育遗产丰富此时国家所提倡的“全面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8年4月，潘懋元在《天津教育》发表《杨贤江青年教育理论的现实意义——关于“全人生指导”的简介》一文，这标志着他对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式由“革命家思想阶段”转向“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阶段”。之后，经过十余年的理论探索和办学实践，2001年9月，潘懋元又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发表《素质教育思想的先驱——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一文。他认为“全人生指导”思想与现今的素质教育思想，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对今天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起，潘懋元不顾年迈之躯，充分发挥社会活动家、著名教育家的作用和影响力，长期奔走在有关杨贤江研究的学术会议、纪念活动等，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加强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并悉心指导杨贤江家乡创办以“杨贤江”命名和“杨贤江精神”为特色的中小学。1990年4月11日，潘懋元赴浙江慈溪市参加“纪念杨贤江同志诞辰95周年暨第三届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1995年4月8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参加由中国教育学会举行的“杨贤江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同年9月1日，被慈溪市实验小学聘任为杨贤江教育思想实践研究顾问。1998年4月10日至12日，在杨贤江的家乡慈溪市，主持召开“杨贤江教育思想讨论会”，并为“杨贤江故居”和“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授牌庆典仪式。2001年3月，潘懋元参加了“杨贤江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关于杨贤江全人生指导与素质教育的主题报告，报告获得与会专家的广泛认同与响应。2002年11月，他应邀作为最重要的嘉宾之一参加慈溪市杨贤江中学的落成典礼，并为师生作专题报告。2004年4月，慈溪市杨贤江中学举行了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实验学校”授牌仪式，潘懋元被聘为名誉校长。2005年4月，潘懋元以85岁高龄应邀赴慈溪市参加“杨贤江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并任《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的主编，在他亲自指导下，如期出版《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杨贤江传记》《杨贤江“新教育”理论的形成》《杨贤江年谱长编》等十本重要书籍。

　　2008年5月，潘懋元赴天津大学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2008年会，被特聘为第六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并作了题为“与时俱进：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报告，并首次提出了“杨贤江精神”。在这次学术报告中，他提出在杨贤江研究中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这既对本阶段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同时也对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报告中，潘懋元开宗明义地指出，“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应该与时俱进，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不变’是什么？‘不变’是杨贤江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或者说，杨贤江为了追求人民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在一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来获得政权；在另外一个时期人民的幸福生活必须依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来实现”。他认为，“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应该把握住一个‘不变’的本质，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也都得从杨贤江如何为实现、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社会时期采取不同方法、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但是把握住本质的东西不能够一成不变，不同的时代要求回答不同的问题，要求不断从事不同的工作，要求从事不同的研究，要求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刻的发掘和理解。因此，对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主动求‘变’，即从主要着重研究杨贤江当时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这个思想到着重发掘杨贤江的全人生素质教育的这个思想”。潘懋元的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思考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2009年5月，潘懋元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在厦门召开的“实践基地建设研讨会”，就杨贤江的实践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

　　潘懋元从1951年开始搜集资料、撰写《杨贤江（李浩吾）教育思想》一文的初稿，到2009年最后一次参加有关杨贤江的活动，研究时间长达58年，可见他对“启蒙老师”杨贤江先生敬仰、推崇的感情之深。此后至今，有关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学习、活动不断细化与深化，学者们纷纷开始全面深入地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诸多角度探讨杨贤江的教育论、教师论、学习论、德育论等，以及在探源求真上考证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集中研究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潘懋元“变与不变”这一科学辩证法方法的影响。

　　三、传承“贤江精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新境界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潘懋元认为，无论是在革命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认真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不但有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弘扬“贤江精神”的过程中，潘懋元不仅是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者、传承者，更是创造者。

　　（一）以坚定的信念、执著的精神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

　　无论是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杨贤江对革命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当革命于1921年到1926年处于高潮时，杨贤江通过改造《学生杂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引导广大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于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参加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愤暴躁”或“悲观消极”，而杨贤江却“既不焦躁又不悲观”，“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远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对此，夏衍曾回忆道，“直到这年盛夏我在一家小书店的编辑室中遇见贤江同志的时候，我才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中间发现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虑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质。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感到了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以及动荡不安的生活，杨贤江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病逝时年仅36岁。杨贤江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广大青年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标杆。

　　在“启蒙老师”杨贤江的感召下，潘懋元继续锲而不舍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成为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潘懋元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不能把大学生当小学生来教，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学科”，“不能忽视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1957年，他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开始了对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初步尝试。十年内乱开始后，潘懋元虽然暂停了自己的研究，但对于高教研究的意志依然非常坚定。他说，“回想起来，那些年我虽没能‘读万卷书’，却是‘行万里路’。这‘行万里路’的另外一种收获，也是书斋生活所不能得到的。这一段经历让人领悟了许多的生活意味”。潘懋元始终认为，大学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坐了22年冷板凳，他终于在1978年迎来了转机。1978年5月，潘懋元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公开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同年11月，该文还被《光明日报》摘要转载，高教界对此反响异常热烈。在潘懋元的大力推动下，厦门大学在1978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983年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同年，高等教育学被首次纳入教育学二级学科。1984年，他主持编撰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出版，厦门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培养点。1986年，厦门大学获批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潘懋元由此成为我国首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初步确立，全国和地方各类高等教育社团和研究机构、高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点相继设立，各类高等教育专业学术期刊和理论专著等也都陆续问世，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潘懋元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作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潘懋元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教育人才，为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优秀教师队伍作出了杰出贡献；作为卓越的教育研究者，他为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极具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科学决策。

　　（二）在变革中守正出新，在开放中博采众长，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发展

　　杨贤江既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博学的教育理论家。五四运动以前，杨贤江接受了中国古代的“成人”教育思想、经亨颐“人格教育”理论、康德“完人”教育主张以及“日式教育学”“美式教育学”和蔡元培、陶行知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杨贤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个人在肇庆遭遇战乱，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思想得到升华飞跃。到商务印书馆后，杨贤江很快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中国的、外国的教育理论，既不排斥，也不全盘照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以吸收、改造与提高。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他也并不是简单地转述马克思主义有关教育的经典理论，而是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并有自己的创新见解。

　　潘懋元认为，杨贤江在推动马克思教育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对于正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的与外国的教育思想、经验，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首先他与杨贤江都认为，教育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就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与此同时，他与杨贤江一样，善于吸收、借鉴与融合古今中外教育思想家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蓝图及其实现的途径与方法，并不是凭空构想出来的。既要根植于我国传统教育的土壤发生与发展，又要对传统教育有所扬弃，还必须要很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先进教育，汲取其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做法。因此，在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方面在继承中批判传统教育中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腐朽”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借鉴中澄清西方现代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含义及其关系。有一次，他曾把自己的中小学、大学的求学和进修经历戏称为“封资修”教育。有人问他：既然您接受的是系统的“封资修”教育，当您在构建高等教育学时，是如何在“封资修”之间进行判断和选择的？他这样回答：“脑袋里的知识越多越好，这样才可以做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路。”与此同时，潘懋元积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学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后，他先后访问过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既像一座桥，搭建了厦大与世界、高等教育学科与世界，乃至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渠道；又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前进的方向。

　　通过反复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家、苏联教育家、西方教育家等思想的优劣长短，潘懋元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潘懋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其他社科学科相比，高等教育学在中国纯粹是一门“土生土长”的学科，它的生长没有依附西方的学术路径，也没有基于成熟的学科体系，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应势而生，独立发展。在普遍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门学科的国际学术环境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一直是一道独特的景观。潘懋元通过汲取在其长达80余年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与经验总结中，逐步形成了其博大精深、内蕴丰富、体系完整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高等教育思想与理论体系，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呈现出更为强大、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三）关心学生的成长，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以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原则和方法

　　杨贤江非常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对青年进行全面的关心、教育和引导。由于杨贤江的精辟见解和热情耐心的精神，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仰，把他引为良师和知心朋友，向他倾吐内心的思想感情。杨贤江的论著，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引导读者接触现实社会，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摆观点、谈理论，青年学生读起来感到亲切易懂。更由于他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加以说理明晰，感情充沛，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著作和青年指导论文，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起了有力的战斗作用。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写的论文、短评、通讯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教育青年的言论，回答青年学生所提的问题。据统计，他任职《学生杂志》期间，与全国大中小学生通信、答问达3000多次。它所涉及的范围，大至国家前途、天下大事、革命事业、社会发展，以及人生意义、教育制度等问题，小至兴趣爱好、起居生活，以至如何组织旅行参观、如何记日记，以及各种生活常识，他一概认真作答。有的通讯、答问，一句话就解决；有的则花上几个月的准备，写了洋洋数万言。不论是长篇论文，或是寥寥数言的短论，都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高度的责任心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潘懋元在厦门大学图书馆读到杨贤江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论文、短评、通信、答问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每读一篇文章，就像上一堂课；每读一封通信或答问，就像听一次辅导；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感情交融”，于是杨贤江“作为一个革命家、青年导师的形象在潘懋元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与丰满”。潘懋元早年的求学与任教经历与杨贤江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后来当其受到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教育史ABC》两部著作思想启蒙后，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并逐渐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与教育家精神，最终成就了潘懋元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爱生如子、甘为人梯的一生。

　　潘懋元学习杨贤江，关爱青年，作育英才，最终桃李满天下。在中国教育界，一提起大师级的学者，人们一定会自然想到潘懋元，他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教育家的身份符号。潘懋元15岁就站上了讲台，此后，先后执教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当过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乃至博士生导师，虽然也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领导等职，但他最看重的是“教师”这个称呼。潘懋元对于学生的爱是全面而细致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潘懋元为了集中解答学生的疑惑，创设了一种课外学习制度——周末学术沙龙。截至2022年，潘懋元倡导并坚持的学术沙龙多达800余次。沙龙举行过程中，大家思绪看似随意飘荡的风筝，但其背后却有一根绳索始终在牵引着，而潘懋元就是那位“放风筝的人”。青年学生与他在一起“沙龙”，全然没有代沟感觉，被学生们誉为“民间思想村落”“学术生态场”和“精神家园”。日本有本章、大塚丰，加拿大许美德，挪威阿里，德国罗兰德·舍恩等专家学者都慕名参加了潘懋元的沙龙。潘懋元先生百年华诞之时，厦门大学曾做过统计，40年来，他一共培养出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先后走进233所大学，出席报告会331场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0多篇，编著70多部专著，以一己之力给大半个教育界树立了典范。2014年9月，潘懋元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对于一名教师的最高褒奖。

　　四、结语

　　杨贤江是中国首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虽然36岁就已英年早逝，但他的精神在103岁的潘懋元处得以继承与弘扬，他们两人所经历的这一百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杨贤江虽生命短暂，但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留下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传世之作《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提出了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的“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开拓者。在“启蒙老师”杨贤江的影响下，潘懋元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与杨贤江不曾谋面，但两人以惊人相似的求学生涯、革命青年经历和伟大的精神品格，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媒介，两代人的思想得以碰撞、隔空对话，成为亲密无间的“师生”“挚友”“同志”，两个鲜活的生命火热交织，不曾隔阂，浑然一体，虽历经沧桑百年，却历久弥新。

【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王廷，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副研究员】